洪秀全之所以要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科举受挫，没有取得机会能入仕为官。因此，当他建立政权后，马上就开科取士，作出一番广纳天下贤才的姿态。

但事实证明，任何好的事情到了太平天国手里往往就会变样，以科举取士来说，也仅仅是在表面上尊重读书人。按照当时的记载，太平天国的科举录取率极高，如1853年湖北乡试，报名参加考试的总共不到1000人，中举的达800多人，录取率高达80%以上。

太平天国通过科举选拨出来的读书人很多，但能留下一点事迹的却寥寥无几。只有状元武立勋、吴榕宽、刘忠达等，在一些书籍、文件中留下了几笔文字，一个名衔，其他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级科举中榜者，只不过是匆匆走了个过场。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太平天国在人才辈出的江南，找不到读书人为他们效力呢？概括起来，无非有两个原因：

第一，洪秀全以迷信神权起家并统治政权，或许是因为自己科举落地的仇视心里，导致了他贬低圣贤、古籍。他不仅将自己著作里的古人事迹、古代典故一概删除，还把古代帝王一律贬为“侯、相”。如唐太宗被改名为“唐太侯”、梁惠王被改名为“梁惠相”。

就是对古籍的名字洪秀全也作了修改，比如《字典》不许叫“典”，只能叫“字义”；《诗经》不许叫“经”，只能改名“诗韵”。读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犯罪，凡读书人能读的只能是太平天国的书籍，所有圣贤书一律要焚烧。这种做法就好比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必然会引起读书人的极大抵触。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也是八股文、试帖诗，但在内容上却作了很大的“改进”，所有题目都必须出自《圣经》，甚至出自洪秀全自己所作的“天诗”。比如1859年的会试题目就出自洪秀全的《十全大吉诗》中的：“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要求应试者对这首诗写读后感。

老实说，洪秀全读过书但不过是个秀才功名，所作的诗实在是不敢恭维，不用想，当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考生们看到这样的考题时，内心肯定是崩溃的。

第二，对于那些真心投靠的读书人，太平天国首领并不能人尽其用，甚至连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

太平天国早期，确实有不少人对它存有幻想，也天真地认为洪秀全就是救苦救难的造世主。因此，投奔而来的读书人很多。可是，人们发现，天国的首领们对读书人却不屑一顾，对他们的建议也极少采纳。

比如有一个读书人接到招贤榜后，兴致之下写了一篇祝词呈给洪秀全，将他比作是刘邦、朱元璋。可这个马屁拍到马腿上，洪秀全勃然大怒，说“刘邦、朱元璋是朕的马前先锋”，结果把这个倒霉的书生送到衙门改造学习。

在太平天国后期，一些担任基层官员的读书人，包括获得太平天国科举功名的人，也常常因为没有满足“上贡”、“特捐”要求，被当地驻军处罚甚至是痛打，斯文扫地。如此待遇，怎么能让读书人以死相报呢？

像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后起之秀虽然比较尊重读书人，但他们也还是没有做到推心置腹。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用金钱、美女拉拢的层面上，始终无法对读书人做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说太平天国前期，读书人或多或少还愿意投奔洪秀全，那么到了天京事变后，他们都知道这个政权大势已去，没有人愿意再和他们共患难了，宁愿躲在家里无所事事，也不会出头为天国效力。

这种不尊重甚至是鄙视读书人的做法，让太平天国政权陷入危机。曾国藩以此大做文章，于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了《讨粤匪檄》，在里面，曾国藩把自己树立成捍卫儒家道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卫道士，虽然这是政治所需，但此举也引起了读书人的共鸣，赢得了天下士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