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作为国家元首，乔治六世表现得异常坚定而又积极，他带领全国人民以及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各国，最终战胜了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为首的轴心国。

乔治六世最明白，作为立宪制君主，他的作用和影响力都有局限。他不愿浪费时间对战时政策指手画脚，也从未或明或暗地阻止他并不赞成的那些政策的推行。那不是他的角色，也不是他的义务。毕竟，1940—1945年间，他的手下有一位了不起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后者完全掌管了重大政策和战略的制定，两人还建立起一种超乎寻常的亲密而又颇具创造性的关系。

最初乔治六世对于与丘吉尔的相处是有很大隐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早已看出这位新首相带有几分政治狂人的色彩，过于圆滑，不是一个能让国王完全信任的人；再者，二人性格也大相径庭：国王乔治六世生来害羞，谦虚谨慎，经常愁苦满怀；丘吉尔则热情洋溢，锋芒外露，显然对自己的卓越才干充满信心，虽然偶尔也会受到阵发性抑郁症的困扰，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浑身散发自信的领袖级人物。

事实上，可以说是乔治六世成全了这位豪爽、能言善辩且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时首相。很快，国王就“怀着喜悦，期待首相的觐见。他总有办法卸下压在人们心头的重负。到了1940年9月，正式的接见已经被每周二的午餐会替代。国王和首相一边从身旁的小桌上自己拿吃的，一边从容地商讨国事，偶尔会被一阵空袭打断”。1941年2月，国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首相了。”

随着法国投降，英国以及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各国的民众不得不做好准备，迎接“孤军奋战”的考验。面临严峻的形势，他们似乎也更需要一位铁腕首相和一位英明君主的联合领导。这位首相总是洋溢着自信，善于从英国历史的往日辉煌中汲取力量，从而唤起民众支持。而这位君主，即使空袭期间，白天也坚守伦敦，还为国家经济着想，认真地花时间给白金汉宫所有的浴盆里面都画出了线，标明洗澡的热水不能超过那一高度。令人钦佩的是，国王一向简朴，不尚奢华，坚持与战时的臣民同甘共苦，王家宫殿也一律严格执行食物配给政策。

1940年的一次空袭中，一架德国轰炸机掠过伦敦标志性的泰晤士河

作为曾在“一战”中亲临前线的老兵，国王特别热衷于走访各个战区的英国和英联邦军队。很显然，这样的行程不可能安排在激战正酣时，但1943年的那次出行，堪称最有意义的王室巡访之一。当时，他是要去北非慰问获胜的盟军部队，谨慎起见，出发前他留下一份新的遗嘱。日程中还包括一次马耳他之行，国王要去那里颁发乔治十字勋章，以表彰战场上新近发生的英雄事迹。忍受着途中炎热的炙烤和胃肠的不适，国王一共奔波了大约10800千米。成千上万的军人热烈欢迎国王到来，那情形一如他自己的叙述：“……被团团围住，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战斗经历。这时，战士们突然唱起《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人》。”

1944年夏天，随着诺曼底登陆日的临近，乔治六世发现自己陷入与丘吉尔之间的一场意志较量。起因是首相决定亲随联军渡过海峡，而国王本人也希望亲临现场，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最后，乔治六世不得不当面威胁说，他要驾车赶往登船地点，这才打消了丘吉尔扬帆奔赴诺曼底的念头。

欧洲胜利日当天，人群聚集在白金汉宫外，乔治六世、他的家人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来到阳台挥手致意

“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随着1945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国王不得不再次适应一位新的首相。一如1940年的情形，失去一位他信赖的同事，乔治六世不无忧伤地写道：“丘吉尔的下台对我打击很大。”然而，也像以前一样，国王很快就认可了继任的首相。谦虚、严谨而又精明的克莱门特·艾德礼颇得国王的赏识，但刚开始时，两个生性腼腆的男人之间却有过几次尴尬的冷场。

艾德礼高度评价国王对“二战”最终获胜所做出的贡献。他总结道：“与他共事时间越久，我越是难掩对他的钦佩……危难之际，天降大任于他。他心无旁骛，不论阴晴……一心忙于工作。他为公众事务付出多少时间和辛劳，又有几人知道？面对各种问题，他如数家珍，令国外友人也频频称奇。正是这样的明察秋毫，使他拥有了良好的判断和准确的直觉，让他牢牢把握着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