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3日，“河清清谈”帐号在“古埃及文明是不是伪造的”话题下写道：“所谓古埃及文明当然全部是伪造的！埃及大金字塔是法国人设计、英国人在19世纪上半叶用人造石新建伪造！”这位“河清清谈”，不知是否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退休教授黄河清先生。从网络上很容易检索到黄先生主张古埃及文明为伪造的文章。笔者查阅了黄先生的相关文章，认为其假说存在诸多疑点，兹试讨论如下：

截自“河清清谈”头条帐

第一，黄先生称， 埃及金字塔是1809年以后新建伪造的，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后，但未明确具体时段，也未提供任何工程档案、劳工记录或财政文件等直接证据。若依其所述，金字塔的伪造需要动用10万人的劳动，则这一工程必在埃及殖民时代的档案中留下痕迹，但迄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此类文献的曝光。

拿破仑远片埃及油画（来自网络）

第二，从历史文献看，古希腊时期的希罗多德在《历史》（公元前5世纪）第二卷引用埃及祭司的说法，已经明确提到了胡夫金字塔的修建（徐松岩译：《历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5页）。黄先生文中虽然没有提到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所引“埃及金字塔是动用了10万人，花了30年时间才建成”的说法正是来源于希罗多德。资料显示，希罗多德《历史》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5到10世纪的手抄本，比黄先生声称的金字塔伪造时间早约1000年。黄先生脱离此关键史料进行质疑，治学态度有失严谨。

第三，黄先生由狮身人面像在早期绘画中的不同形态差异而推断金字塔为假，并进而扩展至否定整个古埃及文明的真实性。从逻辑学角度说，这种研究方法属于过度推理，不能产生具有说服力的结果。试问，如果古埃及文明纯属虚构，那么埃及帝王谷的62座陵墓、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神庙等又是何人、何时修建的？这些遗迹在地层序列、碳14年代（帝王谷墓葬集中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铭文自证方面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是无法用黄先生所谓的“19世纪伪造说”解释的。

卢克索神庙（图片来自网络）

第四，由于古埃及文字的破解始于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 ）的释读，故黄先生把罗塞塔石碑的真伪视为古埃及文明证伪的关键。然而，正如黄先生所言，罗塞塔石碑上有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属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三种字体。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是一种已经失传的文字，但在古埃及时期，除在罗塞塔石碑上有发现外，也广泛见于埃及金字塔、神庙以及大量的碑铭中。试问，如果罗塞塔碑为伪造，伪造者是如何跨越时空掌握这种已失传的古文字系统的？商务印书馆在2007年出版的李晓东译注《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列出了57种属古埃及不同时期的铭文，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巴勒莫石碑、卡摩斯铭文 、卡纳克铭文等。如果古埃及文字不存在，请问如此众多属于不同时期出土的碑铭又是谁人伪造，并能放到数千年前的地层之中？

巴勒莫石碑

第五，黄先生用了多幅早于1809年的图画来进行讨论。例如，1544年德国制图家蒙斯特（Sebastian Munster）《宇宙志》（Cosmographia）中的插图，1554年法国画家所罗门（ Bernard Salomon）《东方宇宙志》的“埃及金字塔”，1589年索美尔（Jan Sommer）画的金字塔，1615年英国诗人旅行家桑迪（George Sandys）画的金字塔，1643年波西米亚版画家霍拉尔（Wenceslas Hollar）刻画的金字塔。黄先生根据这些图画中的不一致处（如塔形尖锐、背景非沙漠）提出，金字塔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前并不存在。

蒙斯特《宇宙志》中的开罗城（采自raremaps网站）

黄先生作为艺术史专业背景出身的学者，应能理解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会有风格差异。以蒙斯特《宇宙志》为例，其所绘图多具有幻想性质（如上图），他将开罗城隔尼罗河对岸的金字塔均绘于山顶，其呈现的金字塔相对于开罗城的位置实际上是正确的，实际错误是误画了山。黄先生以金字塔在山上为由而否定金字塔不存在，实际上是质疑错了方向。17世纪以前，罕有欧洲画家亲赴埃及，多依赖二手材料作画，故错误的表现金字塔在所难免。这种幻想式的呈现，在中国作品中也同样存在，如明代《瀛涯胜览》即将印度神庙绘为中式楼阁，难道我们要以此为证来认定印度神庙在明代尚不存在吗？再以下示乐山大佛图画为例，不同艺术家所呈现的风格差异也极大，甚至在不同艺术家笔下背景也不相同，那我们能因此而怀疑乐山大佛的真实性吗？

图片采自“乐山文旅”公众

第六，黄先生引用了戴维·多维茨和巴索姆两位材料学家的观点来主张建造金字塔使用的是人造石。针对这一问题，《澎湃》（2021年5月5日）曾刊载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郭纯的文章《聊一聊“伪史论”的那些惯常逻辑》进行分析。该文指出，黄先生在引用戴维·多维茨观点时有两个误解：其一，戴维·多维茨所说的人造石是以天然石灰石为原料，并非黄先生所提到的类似沙土的原料。其二，戴维·多维茨认为埃及的天然石灰石富含高岭土，是当地造出“人造石”的关键，此假说无法解释黄先生所称的“假石头”。

至于巴索姆的观点，郭纯引文显示，巴索姆在其论文中明确称“大金字塔多数石块——特别是位于金字塔核心部位的石块——都是开凿而成的”。巴索姆还指出，在一个原始社会，要生产数百万吨的人造石绝非易事，而且同时还要粉碎数百万吨石灰石谈何容易。可见，以上两位学者并没有对金字塔本身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黄先生试图用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来包装自己的“古埃及文明伪造论”，恐有误导公众之嫌。此外，郭纯还引用了印美国岩石学家迪帕扬·贾纳（Dipayan Jana）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在第29届国际混凝土显微学会（ICMA）上发表，明确提出“我们不认为金字塔的石块有丝毫'人造石’的可能性”，这代表了ICMA官方对戴维多维茨“人造石”假说的基本态度。

第七，利用电脑软件回推可知，吉萨金字塔的四条坑道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分别指向当时正在穿越子午线的四颗特殊恒星。同时，在这一时期，狮身人面像也正好与春分日的太阳入射角度对齐。由于岁差的原因，这种现象能够维持的时间只有一百年左右。（黄京一：《猎户下的金字塔之谜》，《中国国家天文》2013年第9期）如果金字塔为19世纪之后伪造，那这种天文学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综上可见，黄河清先生质疑古埃及文明真实性的观点虽然在公众中具有很强的话题性，但从学术视角来看则存在方法论上的明显缺陷：

其一， 黄先生对希罗多德《历史》等多种可直接反证其假说的早期文献，或进行回避，或视为“夸张”，通过选择性屏蔽证据来使其假说不可证伪，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泥潭，缺乏应有的学术严谨性。

其二，黄先生放大艺术作品中因时代局限或风格差异造成的误差，漠视考古学证据、碳14测年数据、天文定年等硬科学证据，这种“削足适履”式的论证，暴露了其研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学术质疑，不如是说基于偏见的刻意解构。

其三，黄先生以质疑狮身人面像的真伪为基点，在没有做有效论证的情况下便推导出金字塔为伪造，并进而否认整个古埃及文明的真实性。这种过度推演的研究方法，不仅违背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亦显露出其对文明复杂性的漠视。否定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没有文字体系、物质遗存、历史文献等多种维度的互证体系，而仅凭几张绘画的差异便得出结论， 这不能不说过于轻率武断。

在严肃的学术活动中，质疑是可贵的起点，但质疑本身不能代替结论。从质疑到否定性结论，其间需要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可靠的证据为基石，结论更需要经得起逻辑推敲与历史检验。若背离这一准则，仅凭质疑便产生颠覆性观点，不仅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更将对学术的严肃性造成损害。

作为一名拥有学术背景的退休教授，黄河清先生此类言论，恐非单纯的“学术探讨”所能涵盖。《人民日报》2019年9月7日发表的《英语起源于中国,哪来的“迷之自信”?》一文中曾严厉批评主张古埃及、古希腊文明为伪造的言论是“毁三观”理论，强调“越是大胆的‘假设’，也就越需要严谨且严肃、充分且科学的‘求证’，否则就只是沙上建塔，只要一个反例就能推到。这不仅会贻笑大方，更会给人类的知识中掺入沙子”。同时，该文指出，“把中国作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会于中国的创造。这折射着一种盲目的自大”。“我们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的是清醒的文化自信，而不是自说自话的‘迷之自信’”。窃以为，斯言善矣。